“春天到了，百花竞放，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。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，走了十二年了，离开了我们，他不再回来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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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千年前，人们在甘棠树下，怀念召公的仁德，三千年后，当西花厅的海棠再次盛开，人们总会想起，西花厅的那位主人。别人都说：“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”，“周恩来身上有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完美的人格”，“周恩来，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、不朽的名字”。可对于邓颖超来说，周恩来不只是总理，更是她的丈夫。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后，开始了与邓颖超的书信往来。从共谈理想追求到互诉爱慕之意，经过近5年的感情碰撞，1925年8月，他们终于在广州喜结连理。从此，邓颖超和周恩来相濡以沫、互敬互谅、同甘共苦，携手走过了50年的风雨人生。
诗人木心曾在《从前慢》一诗中写到：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读罢周邓的书信，不免感叹于二人感情之缱绻，在艳羡之余也不免对二者产生一丝由衷的敬意。在那个看起来是“分配式”婚姻的年代，却恰恰是感情最深厚的时期：邓颖超总会担心丈夫的身体和睡眠，尤其晚年，更为“唠叨”，她还曾在信里写道：“觉要多睡，…，这是我最关心惦记的，回来要检查哩！”“就寝时间之公约，实行得如何？”对于妻子的“查岗”，周恩来总是乖乖在信件里向妻子交代、汇报，甚至准确到时长，“我睡了三十六小时，当不算少了。这是你最开心的事，特此告你。”；除此之外，拖延回信也得主动解释。一次因事情繁忙而迟迟未回信，周恩来写道：“竟未能迅速回报，有负你的雅意。忙不能做借口，只是懒罪该打。”“打了几次电话，却没给你写信，总觉得欠债似的，今晚执笔还债。”对于前者，邓颖超回应道：“回报虽迟，知罪免打。”“打情骂俏”的顽皮气跃然纸上。
要问爱情最好的模样是如何，我定会回答：就像周恩来和邓颖超那样。他们在“五四”运动中相识于天津，并不是一见钟情，作文www.yuananren.com却在一生的相伴中逐渐积淀成深沉的爱。他们在彼此的生命中海棠花盛开的岁月里，在红色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岁月里，相识、相恋、相守、相依，他们将最好的年华留给了祖国，而将剩余的年岁交给了彼此。
“我与你是萍水相逢，不是一见倾心，更不是恋爱至上。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，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，到有意的、经过考验的结婚，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，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、伴侣的、相爱始终的、共同生活的夫妇。……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，是永恒的。……”
“同志，战友，伴侣。”这是总理在夫人心中的多重身份。他们在革命中相识相知相恋，让我感动的是他们心中都深知他们并非真爱至上，却携手共战，为了心中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。有一次，周恩来把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寄给邓颖超，并在明信片上写上“希望我们两人，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，一同上断头台”，看到这样英勇的革命誓言后，邓颖超也和周恩来一样下定了决心：“愿为革命而死，洒热血、抛头颅，在所不惜。”五四风浪中凝成的友谊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献身精神，终于使他们由互勉互励的纯洁友谊发展到相知相爱。老一辈的爱情点滴教会了我们共同进步的重要性，并非带着利欲熏心的有色眼镜功利性地去谈论爱。他们的爱情，因带有马克思主义理想而坚不可摧，熠熠生辉。
夫妻庆幸能到老，无限深情在险中。相偕相伴机缘少，革命情谊万年长。